【反思警权.一】洛克的社会契约论:警察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同意与

【反思警权.一】洛克的社会契约论:警察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同意与

6月12日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警民冲突,造成至少八十多名示威者受伤。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翌日表示警方发射了逾一百五十杖催泪弹、二十枚布袋弹及数发橡胶子弹,并形容警方行动「十分克制」,这些全都是「非致命、低杀伤力武器」。

这番言论引发了社会巨大迴响和质疑。布袋弹及橡胶子弹均可致命,催泪弹也可造成严重的身体危害和后遗症,使用不当亦能致命,怎能算是低杀伤力武器?国际特赦组织、民权阵线更谴责警方使用过度武力,违犯国际法及人权标準。然而,卢却强调警方的武力已「严格依从相关武力指引」。

对于一些人来说,社会必须有警察维持治安,这是无容置疑;但其实如今我们认识的现代警务制度和工作只是不过二百年前的产物,最早可追溯到1829年伦敦警察厅的成立 [1] 。现代警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包括街上拦截搜身、搜查、拘捕、窃听、进入民居住所、使用致命武器等,这些权力都会直接影响到人民的人身及生活自由。因此,警察机构的权力构成了以下的政治道德难题︰警察的权力究竟怎样才算是正当的(道德上可被允许的)?警察作为香港(几乎)唯一能合法使用武力的执法机关,其道德基础是甚幺,又该受到甚幺限制和监管?

近十多年香港警力和武器不断升级,香港人对警察的不信任及滥权指摘亦日益加剧,这导致警察权力问题变得更为紧急和切身重要。我将会写四篇文章探讨反思警务的问题。

洛克(John Locke)的社会契约论 警察权力的合法性源自人民

为甚幺警察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甚至是社会里(几乎)唯一合法能使用武力的公共机构(另外一个是军队)?对此问题的最简单答案是:警察负责执法和维持治安,而这任务必须拥有特殊的权力才能顺利执行。这个说法或许相当明暸,却无法解释警察的必要性,毕竟人民可以自己武装起来保护自己,也可以交给私人机构处理(例如外国一些自由至上主义者便提倡这点)。

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的社会契约论对此问题提供了富启发性的说明 [2]。洛克认为,在没有政府和公权力的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平等和独立的自由个体,但这不表示人们的行动是完全放任的,因为还有自然法(natural law)存在。例如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还有,为了约束人们不互相伤害和侵犯他人的(自然)权利,故此每个人都有惩罚侵犯者的权利 [3] 。

但问题是,既然我们生而平等,又有自卫和惩罚他人的自然权利,那为甚幺还要警察和政府来执法?洛克也表达了相同的问题 [4]:


如果人在自然状态下如前述所说那样自由,如果他是自身的绝对主人,和所谓最尊贵的人平等,不受任何人支配,为甚幺他愿意放弃他的自由呢?[…] 对于这问题,明显的回答是:虽然个人在自然状态享有这种权利,但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会有不断受到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人都是平等,而大部份人又不严格遵守公平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权利的享有就变得不安全和不稳定。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儘管自由却又充满着恐怖和危险的状况,因此个人并非没有理由地设法和甘愿进入社会,以互相保护各自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换言之,洛克就像众多社会契约论哲学家一样,认为自然状态充满不稳定和威胁,很难保障自己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故此要建立社会制度来达到保护权利的目的。然而,为甚幺人民也要把惩罚的权利也让渡出来?洛克回答,这是因为人类虽然拥有理性,但也有无知、心地不良、报后心理、偏袒自私等缺陷,使得人类可能过度惩罚别人,结果造成更大混乱和社会无序 [5]。故此,人们也放弃惩罚侵犯者的权利,把它让渡给公民社会。

洛克的所谓「公民社会」可理解为现今的政府。在洛克眼中,政府存在的目的来自于人民希望透过制定法律和建立社会制度,使得各自的权利能够平等的分配和受到保障。洛克指出,这个能够平等分配和保障权利的社会制度必须具备三个基本元素 [6] 。第一,立法机构的建立,其任务是制定社会公认的规则和法律,且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和法律;第二,建立司法机构由公正的法官治理,授权他们解释和适用法律,并作出判决。第三,建立行政及执法机构,逮捕违法者并确保判决下的刑罚生效,从而使法律能切实有效地保障人民的权利。

换言之,人民建立警察这类公共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违法者被捕,以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权利和财产。这种想法也对应着现代警察的主要任务:逮捕和维持社会治安。值得注意的是,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并不是指现实历史上真有发生过这种权利转让和订立契约,它的理论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假设(思想实验),以证成警察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若把这些权力和任务交给私人机构或人民自己,将难有效和公平地实行。

警察拥有唯一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的来源
虽然洛克的社会契约论能说明警察存在的必要性,但它却未能解释警察拥有(几乎)唯一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对此一个回答是:警察被人民委託的主要任务是执法和维护社会治安,而这些任务必须常常和危险的人物和组织交涉;因此,不论是为了保障警察自身安全,还是有效逮捕罪犯,警察使用具威胁的强制性力量是必须的。

但是,这个答案虽然能够解释警察为何拥有使用武力的权力,却无法解释为何人民不能具有使用相同武力的权力(例如香港法律就有规定市民不能携带任何攻击性武器)。哲学及社会政策教授Jeffrey Reiman(1985)也认为[7],社会契约论纵然能说明人民通过放弃「自行决定使用武力的自由」,将其转让给公共机构以保障生活自由;但是人们在转让期间很可能不会完全放弃他们使用武力行使惩罚或自卫的权利。例如,一般人都相信在紧急状态下,个人有自卫还撃的权利。

刑事司法及研究警务伦理的哲学家John Kleinig(1996)则认为这里可以加入结果论来证成:第一,基于「暴力滋生暴力」的观点,让一般人拥有使用武力惩罚的权利,非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只会增加冲突。第二,若然我们认识到人类并不总是相互尊重,并不一定只向严重侵犯他人权利的人使用武力(考虑一下美国枪撃案),我们最好把使用武力惩罚的权力给予公正的政府机构,否则很容易造成悲剧;最后,即使人们真的能约束自己的武力使用,还是会有过度反应及错误判断的时候,所以将相关任务交给受过选择和经验训练的警察较好。

不过,John Kleinig也同时指出结果论能否成为凌驾性的理由支持「警察拥有(几乎)唯一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却是未知之数(考虑一下美国枪械管制的争论)。无论如何,结果论与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并不相同,它能否成立很视乎现实情况,譬如假若有证据显示人民社区自治、互助和监管,将可能比警务维持该社区的治安更为有效,那幺只有警察才有合法权力使用武力的正当性就受到剥弱(这将会在第四篇探讨)。

警权并非不证自明,是人民的同意与「割让」
无论警察是否唯一合法使用武力的社会成员,他们确实拥有巨大的权力。警察拥有的武器各式各样,包括警棍、手铐、胡椒喷雾、催泪弹(或气体)、水砲、布袋弹、橡胶子弹、实弹手枪等,这代表巨大的伤害力和强制力量。

根据义务论,对他人使用武力意味着干涉他人的人身和生活自由,牵涉到人类最根本的权益。因此,若然说警察使用以上级别武力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同意和转让,这可说是一种非常重大「割让」,尤其是警察拥有使用各种致命武器的权力 [8],这些致命力量意味着对生命永恆且不可逆转的剥夺,没有任何错误的余地。因此,警察这方面的权力必须受到严厉监管和限制。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让警察的权力由保障人民人身和生活自由的权力,转变成行使专制的权力。

社会契约论说明了,警察的权力不是不证自明和永恆,而是人民让渡自己的自卫和惩罚权利给他们。故此,警察应该被理解为人民同意的执法代理人,而非人民的主人。既然警察的建立是受人民「委託」而成,人民自然就有权削弱甚至收回其权力。Jeffrey Reiman亦提到,既然警察的权力是由人民「借给」警察的,警察不但要向同僚和上级负责,也要对公众负责,必须受到公开的审查和论辩;若然使用不当,这种权力就可以被缩小和收回。

社会契约论的激进之处亦在于此。它提供了人民反抗权威的公共理由,只要有公共机构「触犯了社会的基本原则,并因野心、恐惧、愚蠢或腐败,力图使自己掌握或给予任何其他人以一种绝对的权力,来支配人民的生命、自由、权利和财产时,他们就由于这种背弃委託的行为而失去了人民为了极不相同的目的曾给予他们的权力。这一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恢复他们本来的自由权利。[9]」

当然,我们应该谨慎使用抵抗的权力,否则会很容易重新陷入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论讨论警察权力的另一重点是,它提供了正当性理由高度约束警察的权力範围。在下一篇章,我将会探讨这个问题。



[1] John Kleinig (1996). The Ethics of Policing. 另有一说是法国路易十四世订立的警察制度,但它与现代警务并不尽同,例如它主要负责监督对国王和社会有害的作家和出版商、打击背乱份子、进行密探工作,类似于现代的「秘密警察」和「情报机关特工」,主要任务是巩固王权政权。

[2] John Locke (2003). John Dunn (Edited).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and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3] 同上,第一章,第七和八节

[4] 同上,第九章,第一百二十三节

[5] 同上,第一章,第十三节

[6] 同上,见第九章全部

[7] Jeffrey Reiman (1985).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the Police Use of Deadly Force.

[8] 警察有何正当性拥有致命武器,这确实存在争辩。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注脚1和2的文本。

[9] 同注脚2,第十九章,第二百二十一和二百二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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